廣式家具又稱廣作，廣式家具從清代中葉形成自己的風格起，便一直是“清式”家具的典型款式之一。明末清初，由于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加強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廣州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成為當時我國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至清代中葉，商業機構的建筑已大都摹仿西洋形式，官府、民居也多效仿，形成了一股空前的“西洋熱”。與建筑相適應的家具，也逐漸形成了時代所需要的新款式。于是，用料粗大、體質厚重、雕刻繁縟的所謂“廣式”家具風行起來，成為一種“潮流”，而對我國原有的傳統家具式樣發生過巨大的沖擊作用。
興盛于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因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受西方巴洛克與洛可可式藝術風格的影響，追求用料充裕，大面積雕刻及鑲嵌藝術。構件一般不拼接，而是一木制成，講求木性一致。另外，裝飾花紋雕刻深湛，刀法嫻熟，磨工精細，紋飾表面晶瑩如玉，不露刀痕。裝飾題材和紋飾受西方建筑文化影響。
廣作，用料寬大充裕，講求木性一致，一件器物一種木料制成，紋飾雕刻深雋，刀法圓潤，地子平整。家具的裝飾如西番蓮等紋樣明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傳統的夔紋、海水云龍、鳳紋、螭紋等也很多見。另外，鑲嵌和玻璃油畫藝術也被廣式家具吸納。
據《廣州年鑒》記載;“西式家私，生意極暢旺，惟木料工價均昂”。盡管造價高昂，依舊不可阻擋廣式家具在中華大地上的迅速走紅。上海、蘇州、北京等當時的家具制作中心，在造型和雕飾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廣式家具的影響。而最為直接的體現是清代宮廷家具制作中心——造辦處引入了廣東家具工匠。這一舉措，使廣、蘇、京三地家具有了一個相互融合的機遇和場所。最終，廣式家具作為中國傳統家具三大流派之一，對清式宮廷家具的成熟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廣式紅木家具這種順應時代，積極變革進取的發展方式，對于當今中國傳統家具的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歷史上廣式家具體現核心價值是一種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敢于突破的創造力;一種善于適應環境，懂得融會貫通理念;一種會博采眾長，不斷自我完善的精神。這種創造力、變通性與革新精神在嶺南文化中開拓進取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嶺南文化旺盛而蓬勃的生命力從未衰減。所以，我們應該以“借古開今、化古為新”的態度對廣式傳統家具予以尊重和發展。在保持其本質不變的前提下，結合時代文化特色和現代生活需求，打造新風格的廣式紅木家具。
這種新風格的廣式紅木家具應該側重于帶有包括嶺南文化在內的中國當代文化特色，是具有時代新風格的紅木家具。打造新時代的廣式家具，繼承和傳播嶺南文化，反映時代精神，這是所有嶺南傳統家具界肩負的歷史使命和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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